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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與律師:殊途同歸何處?

作者:本站編輯       發布時間:2018-08-14 10:43:05     瀏覽次數:

法官與律師:殊途同歸何處?

——淺談審判中心視野下的辯審沖突及其出路 

晉代葛洪所著的《抱樸子·任命》中說:“殊途同歸,其致一也。”比喻采取不同的方法,最后得到相同的結果。理想的刑事審判程序被描繪為等腰三角形,強調控辯雙方在法庭上地位平等,法官則扮演著居中裁判的角色,把控庭審局面。不管是對法官居中地位的強調,還是對辯護律師地位的提高,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實現司法公正,保障當事人的權利。兩者關系和諧時,彼此均認同在法律職業共同體內一齊為實現案件正義添磚加瓦;然而,當兩者關系緊張時,則心生嫌隙,容易把自身標榜為正義的化身,把對方作為阻礙真相大白、妨礙依法裁判的體制阻力。

辯審沖突:

在野法曹與在朝法曹的對決?

長期以來,我國的刑事司法面臨著這樣一種局面:刑事辯護律師匱乏,即使有律師出庭,律師的話語權也并不大,辯護意見能否被采納,最終還是取決于法檢兩家的眼色。在很多案件中,很難談有效辯護問題;一些在看守所里羈押較久的被告人經常看到同監室的被羈押人的結局,恍然大悟:有無律師對于案件結果來說影響不大。刑辯律師就像蜷縮在法庭一端的小參謀,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辯護有如隔靴搔癢。即使法律已經賦予了律師的權利,在司法實踐中也并非能完全保障其行使。和英美法庭上頭戴假發、舌燦蓮花、侃侃而談的出庭大律師相比,我們的庭辯律師似乎總顯得單調和木訥,刑事辯護流于形式、走過場,犬儒傾向遠勝于辯論傾向。辯護律師不僅獨立取證畏首畏尾,申請調查取證權也落實得極為尷尬,經常被以各種理由拒絕。律師在取證過程中,處處為自身設牢,既然是偵查機關所取的口供或證言,辯護律師即便覺得不實,也不敢對同一主體提取相反的筆錄作為證據。原因是怕翻供、翻證引起檢法不悅,最終惹火燒身。

然而,近些年來,一些律師鬧庭現象開始涌現。按理,辯護律師應將控方作為對手,而如今一些辯護律師卻將法庭作為挑戰對象,一出庭就對法官、書記員逐一提出回避申請,控告當地法院要求集體回避;從管轄權異議到逐一申請非法證據排除等等,無所不用其極。只要法官不同意,就聲稱法院和檢察院穿一條褲子,迫害當事人;更有甚者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阻礙庭審的進行。在庭外,靜坐、絕食、大肆開展行為藝術,貼大字報;有諸多粉絲的律師,聯絡媒體,采取輿論攻勢;在微博、朋友圈等字里行間,法官面目猙獰,法庭潛藏各種陰謀陽謀,司法公信力毀于一旦。

一些法官也加劇不尊重律師的態度,刁難、報復甚至打擊辯護律師。運用法警將律師帶出法庭,撕掉律師衣服褲子,用手銬銬住律師,甚至動用武力毆打律師,很難想象這樣的“暴政”是由法官炮制的。在他們的眼里,鬧庭律師擾亂法庭審理秩序,讓人生厭,這些律師不是“權利保護者”,而是“秩序破壞者”。鬧庭辯護律師與那些上訪的釘子戶無異,一旦遇到該類型律師,整個法院如臨大敵,提早開始預案準備應戰。

一些辯護律師與法官從原來的一邊倒的服從與指揮關系,逐漸轉為在野法律人與在朝法律人對峙與無序爭斗的格局。法官和律師各自固守陣地,互為對手,互掐互害,甚至互相辱罵、貶損,嚴重損害了法官和律師的整體形象。兩軍對壘,只會互有損傷,圍觀者容易將法庭審判視為一場鬧劇,嚴重損害司法權威和尊嚴。辯護律師如此“依法抗爭”確實在一些案件的量刑中體現了一定的效果,逼迫法庭作出了一定的妥協,但是確實給很多其他辯護律師提供了一個鬧庭可以獲得讓步的不良示范,沒有人保證如此行為是出于當事人利益之考慮,還是為了律師個人揚名立萬,這使得無序審判與日俱增。法庭則借力懲戒律師、維護審判權的諸多規則,動輒將達摩克利斯之劍揮向“法庭之友”——辯護律師,對于有些律師正當的程序上要求不予理會,甚至進行打壓,加劇了庭審中官民對立。

這種對立不難讓我們聯想起新中國成立以來相當長時間的法律虛無主義;以往的在朝法曹與在野法曹有秩序的互動規則不再,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起,叢林法則甚囂塵上。這樣混亂的局面是對偵查中心主義所造成的司法壓抑局面的反彈,也是對原有糾問式司法文化的挑戰。雖然某些辯護律師的不正常舉動容易讓人同情和理解,但是確實有“浮夸”之嫌——“一張嘴開出了天花,嬉笑怒罵,只能在夜里鏡子前,偷偷講實話。”雖然某些法官以“我只是執行法律,按照指示”,根據體制的正常運行邏輯來判案,來對某些案件進行保守處理,但是也確實有法律實證主義下“刀把子”執行者的嫌疑。日劇《Legal High》中有一句很經典的臺詞:“你錯在你深信自己沒有錯。”這句話對法官適用,對律師亦是如此。

以審判為中心視野下的

法官和辯護律師

我們無法否認,在偵查中心主義的戾氣尚未消解之際,辯護律師有時覺得相比檢察官、法官地位低下,不敢辯、不能辯。但是我們往往忽視了這樣一點:律師參與訴訟的最終目的難道是為了對抗國家司法機器嗎?控方辛辛苦苦收集證據難道是為了讓無辜的人鋃鐺入獄?讓罪輕的人承受不該有的懲罰嗎?法官閱讀那么多的案卷和證據,難道是為了和控方一起打壓被告人和辯護律師嗎?

都不是!在審判的等腰三角形上,沒有任何一方是對方的敵人,從來沒有任何一方應該天然地敵視和打壓另一方,當我們把目光聚集在少數人身上時,往往忽略了他們的種種努力都是為了案件的公平公正審理。這種初衷與我們當前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取向是一致的,問題在于偵查中心主義使得正義的實現過于取決于偵查階段的查證。

在偵查中心主義盛行的司法文化中,偵查階段合成的事實往往會一直延續到審判階段,法院對偵查機關取得的證據依賴性很強,很多時候案件的判決結果往往摻雜了大量偵查機關的意見。法院被動接受偵查機關的調查結果,這很大程度上把刑事案件的審判變成了流水線作業;法院獨立判案尚且乏力,何況律師在其中能夠起到的作用了。許多冤錯案中,律師往往盡到了自己的職責,但意見卻未必能夠被采納,辯護意見是否采納明面上是取決于法官的自由心證,但實際上卻無法擺脫偵查機關前期“積攢”的證據的影響。

在法庭與辯護律師皆較羸弱的情況下,冤錯案頻頻發生,司法公信力受到極大影響。偵查中心主義已經不再適合中國現代社會法治的發展要求,也不能回應民眾對司法公正的迫切訴求。以審判為中心的理念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就是要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全面貫徹證據裁判規則,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審判中心將弱化偵查機關在審判階段的作用,打破偵查結果與判決結果的約等式。要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就是要保證審判等腰三角形的穩定性。除了強調法院的居中地位以外,同樣應該重視辯護律師的地位,保障辯護權的正常行使。辯護權正當性的來源不僅僅是法律的授權和當事人的委托,更有對公檢法權力的制約,督促他們更合法、合理地進行偵查、審判。

如此看來,在以審判為中心的視野下,辯審雙方實現了共贏。在共贏的情況下,是應當強調辯審對抗,還是提倡辯審和諧呢?法官與辯護律師的關系何為? 這在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政策文件中,雖然沒有直接的規定,但是我們應該可以判斷,兩者雖然角色不同,但最終都在很大程度上為了實現對于案件的公正審理。

法官和辯護律師:

殊途同歸何處?

殊途亦可同歸,法官和辯護律師追求的最終目的相同。他們接受的是同樣的法律教育,只不過是職業選擇的不同,并不代表他們內心對正義的追求有何不同。在以審判為中心的路徑下,理想的辯審關系究竟應該是怎樣的呢?

(一)辯護律師對法官尊重和坦誠

毫無疑問,審判中心預示著控辯雙方的平等地位,但我們要意識到控辯雙方是三角形的底角,控辯雙方的爭辯最終是為了作為頂角的法庭形成合理的心證,并在此基礎上作出了合適裁判。從訴訟構造上來看,辯審雙方主要體現為辯服務于審的關系。在審判中心視野下實現最佳心證,除了制度上保證心證的來源合法、真實、相關,還需要確保控辯雙方(包括辯護律師)對法庭足夠尊重。這種尊重不是只針對法官個人,而是要明白當法官在法庭上,他代表著正義的最終評判人。

試想,法官的權威都得不到尊重,談何進行審判呢?庭審不是兒戲,無論是辯護律師也好,還是檢控方也罷,各自有各自的立場,但無疑,都應該在維護法官庭審指揮權,恪守法庭利益,保障法庭秩序的前提下,以合適的方式影響法庭心證。司法威嚴如果蕩然無存,那么即使通過鬧庭逞一時意氣,取得短暫勝利,對于司法秩序整體卻傷害巨大。從委托關系的角度考慮,辯護律師當然應該為當事人的利益著想,但那并不意味著為了博取辯護效果而不擇手段。

對法庭的尊重不僅體現在司法禮儀和服從程序指揮上,最重要的是體現在對法庭陳述、舉證、質證、辯論的坦誠上。法庭最關心的是在法律框架內查明真相。辯護律師當然不能因為委托人的利益造假,而是要履行真實義務,在證據裁判原則的支配下,對法官坦誠,從而為自己的當事人爭取最大的利益。律師自然應當是偏頗主義者,不能夠免除當事人以及勝訴欲望的影響,可以提出各種論點論據,但不要越過自己職業本分作偽證的事。

(二)法官對辯護律師尊重且照料

律師的權利實施能否得到保障,辯護職能能否發揮,也會影響法官能否正確居中裁判。如果僅要求律師單方面尊重和坦誠無疑是不合理的,誠如前文所言,律師在代表國家的控審雙方面前具有天然的弱勢地位。在要求律師對法官坦誠的同時,法官也應該給予律師足夠的尊重,并且提供足夠的照料。

在審判中心的庭審框架下,法官無疑是法庭的引導者和掌控者,其行使庭審指揮權和懲戒權無疑應當適度。法官應當對辯護律師予以充分的尊重,這種尊重不僅僅是專業上的,也是人格上的。法庭不能因為一味強調庭審指揮權,不讓辯護律師說話,不給其提供詢問、質證、舉證、辯護的足夠時間,不給其獲取的證人出庭機會。即便出現極端場景,法官也應當保持冷靜,根據法律賦予其職能,對辯護律師加以懲戒或者提交司法行政部門處理,不能無端、無度地打壓辯護律師。

在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框架下,評判辯護的職能是否得以良好的履行,辯護人是否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最重要的評判標準是法官對辯護意見的采納多寡。在辯控明顯不對等的情況下,法庭在采納檢控意見和辯護意見時,應當將天平適度地右偏,履行足夠的照料義務。這是不難理解的,原因首先在于無罪推定和控方承擔舉證責任的基本原則。辯護律師調查依靠微弱的個人力量取證,困難重重,在此情況下如果還輕易否定辯方證據效力,并動輒以律師涉嫌作偽證打壓辯方極為不妥。法官不僅要像尊重公訴人一樣尊重辯護人,還應當盡可能地照顧缺乏公權力作為支撐的辯護律師,給予其發言的機會,不要輕易打斷其質證、舉證,如不采納辯護意見應當做充分的心證釋明。

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要完成從偵查中心主義到審判中心主義的轉換不是一日之功,這中間必然會遇到種種困難。同樣,在構建和諧的辯審關系上,我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需要辯審雙方手拉手,共同努力。當事人因為專業知識的原因,或許很難跟法官運用法言法語直接進行溝通,因而辯護律師和法官雙方之間的良性溝通至關重要。只有律師對法官尊重和坦誠,法官對律師尊重且照料二者之間才能夠進行良好的溝通。唯有如此,辯審雙方才能時刻清醒地銘記自己的角色定位,保障各自權利的行使和庭審的順利進行,更有利于達成審判中心主義的遠景。辯護律師是為了幫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實的重要幫手,而不是公檢法機關實現司法正義道路上的阻礙。法官是為了確保每個案件實現正義的掌舵人,而不是所謂的實現體制目的的推手之一。法官和辯護律師應相互理解、相互信任,保持足夠的耐心和理智,逐步弱化、解決辯審沖突,提高司法公信力。唯有如此,律師和法官之間才能形成良性互動,相互配合,相互合作,構建和諧的辯審關系。

(印波系北師大刑科院副教授,陳姝雨系北師大法學院學生;文章系北京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審判中心主義視野下的辯審關系研究”[項目號:15FXC040]的系列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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